如果说，拉贝和曼斯坦因他们的工厂，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被日军客气对待的话，那么像魏特琳女士的情况就并没有拉贝他们那么好了。

魏特琳女士，此时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代理校长。她自从1919年被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招聘之后，就开始了在南京二十多年的生活。

由于淞沪会战结束后，南京就位于上海的后方，魏特琳女士敏锐的察觉到南京有可能会变成战场的可能。

于是，她连同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朋友，开始美国大使馆建议，想要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好给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

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

随后，魏特琳女士加入到由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总工程师拉贝先生提出的南京安全委员会当中，并且成为了发起人之一。

再然后，魏特琳女士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并得到他们的承认，开始建立安全区。

然而，在1937年12月1日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召集所有还在南京城内的美国人，警告他们，说再不撤离南京，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再保证他们的安全。

魏特琳女士当即坚定的拒绝撤离，并且在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跟她一起在证书上签字的，还有当时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史迈士。

刘易斯·史迈士当众宣称，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无疑是逃跑，怯懦的表现，他想要留在南京，为这里的人做一些事情。

与此同时，金陵大学副校长美籍教授贝德士当时和家人还在日本度假。在战争爆发之后，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躲过战争，还与家人告别，返回到了南京。

就在魏特琳，刘易斯·史迈士先生和贝德士先生在承诺书上签字之后，魏特琳女士就在国府的支持下，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4平方的土地，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此时，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当中的学生已经开始西迁，大部分外籍教职工已经离开南京，甚至已经离开了中国。

两所大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名外籍老师，被留下护校。

这其中就有魏特琳女士他们。

也正是有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大量的难民才机会进入到了国际安全区避难。

其中，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为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安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