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淮南的一个家族，数十口人在族长的带领下，公然阻止一位曾经的族内成员与外姓人士结为公社，并持续对其进行骚扰。受害者家庭无奈之下将官司打到当地乡政府，但乡政府并未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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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案件移交至当地法院。共和的法律严明，不会因法不责众而放纵此类行为，最终宣判参与威逼的家族成员每人赔偿受害者家庭一百公斤粮食币。面对这样的法律判决，该家族成员不仅不服从，甚至聚众冲击法院，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

军队迅速出动，检察院提起公诉，这些人最终以扰乱执法罪被判处劳改三年并发配至吕宋。这起案件被共和报纸作为经典案例广泛宣传，使得原先那些试图携众威逼政府的势力瞬间收敛了许多。

与此同时，那些分配到土地的宗族成员，在见识到共和在这件事上的坚决态度后，逐渐在原先宗族高层面前挺直了腰板。宗族的约束力日益减弱，维系彼此关系的往往仅剩血缘关系和往昔的情分。

这一政策在外省人看来或许缺乏道德，甚至被视为官府怂恿家族内部分家产的恶劣行径。然而，当湖北及湘赣北部地区被强大的共和军和地方民兵堵在家门口时，这一政策便成为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当然，仅仅分田给族内成员远远不够，若不批斗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又怎能激发人民革命的激情？

这些昔日作威作福之人在地方上积累了深厚的民怨，若不彻底清算，实在难以服众。因此，共和在新占领区设立了若干新罪名，包括放高利贷罪、开妓院罪以及倒卖人口罪等。这样一来，作恶之人在人民眼中无处藏身。

当然，也不乏隐藏极深的伪君子，但在顺藤摸瓜的审讯过程中，这些人多数还是被揭露出来。尽管难免有漏网之鱼，但苏星云对下属工作组的要求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尽管存在遗漏，但旧有的规则已被新规则全面取代。改革的成败不在于处决了多少人，也不在于改革者自身是否遭受杀害，政策的全面施行才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那些被错放的人在共和治下大多老老实实地度过余生。少数逃亡者在外面的战乱中无法立足，最终又返回，从外来移民的起点重新开始。至于那些试图与其他势力勾结潜伏的人？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手段尚未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

长沙和南昌在共和军的猛烈炮火中迅速陷落。在几场战役中，那些抵抗意志最为顽强的城市，往往在经历炮火的洗礼后，便选择了投降。因为那些想要抵抗的守城官员，通常会在第一时间站在城头指挥，结果往往被爆破弹打死打伤。

随后，城头上原本彷徨的士兵们发现心理依赖的屏障消失，随着共合军的夜间攻势，防线迅速崩溃。长沙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他城市，包括南昌在内，往往在炮声响起时，要么城门大开投降，要么城头上挂起了歪歪扭扭的镰刀铁锤旗帜表示起义；

更有甚者，当共和军的先锋骑兵抵达城门时，城门已然敞开。这让共和军上下不禁感慨，几十年的安逸生活竟使得这些曾经在马背上驰骋的狼性民族，体型变得如同猪一般臃肿，胆量也缩水成了老鼠般的大小。

让元朝放心的蒙古守城军，在战斗中却展现出了如同猪一般的无能。此刻，苏星云意料之中的民团登场了。湖南的绅绅们被北方同行的悲惨遭遇所震慑，这些同行们要么丧失了富贵，要么遭受了底层民众的肆意践踏。当然，有一点让他们略感宽慰：无论地主们遭受何种批斗，他们的家族女眷和孩子都得到了妥善的对待。

湘南地区的民团势力首领们聚集一堂商议对策。一位身着深色青衫的人率先发言：“各位，共和军自北而来，强行推行他们的理念，断绝我们儒家的根基。因此，在此我提议推举一位盟主。”

众人围绕盟主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几股最为强大的势力互不相让。经过一番争执，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松散联盟，各部保留一定的自主权，甚至盟主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违背。最终，这个松散联盟推举了一位姓解的民团首领作为盟主。

随后，众人又开始讨论旗帜的问题。一派主张打着讨贼军的旗号，声称帮助元朝讨伐贼寇；而另一派则认为元朝气数已尽，况且无法获得元朝的实质性援助。

最终，保元派占据了上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一旦他们被共和军剿灭，还可以向南逃往元朝的控制区域。接下来是如何定义共和军的问题，一方将其视为贼寇邪道，主张在檄文中将共和描绘得极为邪恶；然而更多的人出于对共和报复的恐惧，认为将其定义为道统之争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