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仍有少数人坚持为圣火献身，但更多人开始向往南方，希望能成为共和的移民，安分守己地耕种。起义军领导层的混乱导致明教组织分崩离析，教主杨逍已无法指挥那些手握重兵的下属。明教在中原的影响力已经名存实亡，除了四川的明玉珍还在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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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红巾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自安阳之战后，他们屡战屡败。共和贸易的火枪大多落入敌手，进一步增强了北方元军的实力。

而张士诚，这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在地方绅士的怂恿下，似乎认为元朝即将复兴，北方的叛军即将被剿灭，共和不敢轻举妄动。他打算依附元朝，希望借此机会向南挤压共和和方家军，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当然，他现在还不敢直接挑衅共和，而是先帮助他认为即将成为自己靠山的元朝。张士诚在泰州的势力开始向红巾军发起攻击，这无疑给了在齐鲁大地上与山东元军激战的朱元璋等人背后一刀。

元军在战场上的士气日益高涨，仿佛已经窥见了统一天下的曙光。然而，共和军扩军的消息如同一阵冷风，让北方元军的紧张情绪骤然升温。原本，元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以王保保为首的山东元军和河南的孛罗贴木儿这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共和军的扩军动态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分歧。七王爷在朝堂上竭力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巧妙地将这两支元朝的支柱力量团结起来。因此，历史上那两支元军在即将消灭红巾军时发生内斗的悲剧并未上演。相反，这两支元军开始齐心协力，加紧对红巾军的攻势，力求在共和介入之前解决内患。

与此同时，苏星云正密切关注着共和的经济指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税收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农业国家的税收主要依赖于土地产出的粮食，而粮食生产遍布广阔的土地，这使得征税和管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国家无法全面覆盖，因此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地方豪强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权力空间。地方县官往往需要依赖当地豪强的合作来管理地方。

然而，工业国家的税收方式则截然不同。工业国家通过工业生产的商品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交换，利用工业剪刀差让工业从农业中获取财富。工业区往往集中于特定区域，国家只需关注这些工业区，通过工业区征税，实际上也就间接向农业征税了。这种税收方式避免了依赖大量行政力量来征税，将税收隐藏在商品交换之中，极大地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不正当行为。

在后世，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税收政策成功地支持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比如苏联利用“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虽然短期内有效，但长期引发了社会不满。欧盟通过改革共同农业政策，从价格干预转向直接补贴，以适应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减少对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干预，采用与产量脱钩的直接补贴，提高农业竞争力。中国取消农业税，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村振兴。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秘鲁和印度等，通过减免农业企业所得税和提供土地税优惠，支持农业发展。

在共和的税收体系中，地方征收的农业税粮食全部保留在本地，不再长途跋涉上缴中央。这些粮食税收接受当地议员的严密监督，确保每一颗粮食的去向都透明可查。这些税收用于浇筑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而当粮食丰收过剩时，地方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国家，但交易的账目必须公开透明。共和在农业上不追求利润，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维持对地方的有力掌控。

共和的中央税收主要来源于几大工业区，这些工业心脏地带是税收的主要源泉。至于中央所需的粮食，并非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征收，而是通过商业买卖获得，大大减少了行政官员操作的空间。这种利用工业剪刀差征税的策略，聚焦于固定的工厂，简化了中央征收粮食税的程序，同时将粮食税留在地方，减轻了中央的监管负担。地方与中央的粮食交易是一笔明账，买卖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使得查账变得简单直接。

然而，这种税收模式只有工业国才能有效实施，因为只有工业产品才能将中央关注的工业区与广大农业区域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

不过，当前的共和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了扩军和准备战争，共和中央已经启动了铸币机器，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被铸造成粮食券，涌入市场，从农民和工厂主手中购买物资。

这是一种危险的经济操作，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共和的金银粮食券在成色上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绝不允许掺假。但即便是真正的金银，也可能引发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