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中的一些篇章往往激荡着一种西北边鄙的慷慨悲壮的声音，“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成为它的典型音调。而《秦风·蒹葭》这首表现求才的诗歌，却脱尽黄土高原的粗犷沉雄气息，将人们带到充满水乡泽国情调的渺远空灵、柔婉缠绵境界之中。它是《秦风》中引人注目的别调。

诗中“白露为霜”给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作者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才，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从下文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蒹葭》中，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曦”“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这首诗的意蕴特别空灵虚泛。它不但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甚至连主人公是男性抑或女性都难以确指。全篇着意渲染一种渺远虚惘的境界气氛，一种执着缠绵而又略带感伤的情调，一种向往追求的高远境界。

由于它表现的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意绪，又不是采取直抒的方式，而是借助秋水蒹葭、立凝望、反复追寻、渺茫难即的情境来表现，因此诗中的境界就带有象征意味。如果坐实为解，则明明“在水一方”的伊人，何以逆流、顺流而寻都杳远难即，就相当费解；而作象征看，则所谓“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等等不过是反复追寻及追寻之艰难、渺远的一种象征，理解起来毫无滞碍，赢垚认为此篇所赋，即企慕人才之象征。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则可从诗中所描绘的象征性境界产生更丰富深远的联想，唤起某种更广泛的人生体验。不妨说，它的表层意与深层意蕴都是耐人反复涵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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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秦风·蒹葭》中，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是对秦襄公不能运用周礼来有力巩固他的国家的讥刺。然而，事实上，它也可能是对求贤若渴、渴望招揽隐居贤士却最终未能如愿的一种惋惜之情的表达。但一般而言，更多的人倾向于将其视作一首情歌，生动地书写了对心爱之人才苦苦追求却难以企及的那种惆怅与苦闷。诗中所营造出来的，并非一定就是所谓的秋水伊人的美妙境界。整首诗共分为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后两章基本上是对首章的文字进行了略微的改动而已，如此一来，既形成了各章内部韵律的和谐统一，又使得各章之间韵律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效果，更是营造出了一种语义不断往复推进的高远境界。需知，天下最为珍贵的当属人才。秦朝秦始皇嬴政及在统一天下之前或之后，并未诛杀功臣，然而秦二世以及后来的刘邦，却在事成之后对功臣进行杀戮，上演了兔死狗烹的悲剧场景。作为一位穿越至秦末的二十一世纪文学大咖赢垚，深知刘邦在夺得天下后对功臣痛下杀手的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的秘密。

刘邦坐稳天下后大肆诛杀功臣，众人皆知。韩信临死前的那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语，不仅让这两个成语流传千古，更深刻揭示了这种残酷的现实。与刘邦类似的，还有出身低微的朱元璋，他们都在登基后对昔日并肩作战的功臣举起了屠刀。而反观那些贵族出身的开国之君，如隋唐宋清等朝代的君主，对待功臣则相对温和，顶多让其解甲归田，鲜少赶尽杀绝。这便使得不少人认为，出身草根的帝王一旦**，会更加冷酷无情，且出身越低贱，杀功臣的手段越残忍。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人的道德水准不应简单地与出身划等号，而政治斗争的本质往往与道德关联不大。

从现实角度看，汉朝作为平民王朝，刘邦在未**前与众人无异，饮酒作乐、谈天说地。可一旦登上皇位，昔日的朋友、战友关系便瞬间转化为君臣关系。起初，刘邦朝廷中的君臣相处还较为随意，但随着儒家学者的介入，一系列制度和规矩逐渐形成，刘邦也终于深切体会到皇帝的尊贵与威严。皇位尊贵而稀缺，自然也就越发昂贵。面对这无比珍贵的皇位，刘邦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看似强大的秦朝短短三年便被风起云涌的起义推翻，自己是幸运儿，可如何防止另一个如自己般的人出现来推翻刘家王朝？要知道，西汉初年刘姓皇家的实力远不及当年的秦朝。

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因造反而得权的平民，其政权的合法性备受质疑。一个平民靠起义成为皇帝，等同于向所有人宣告：任何如刘邦一样出身的平民都有可能觊觎皇位，这使得可能对最高权力产生幻想和行动的人大大增多。在等级制度下，贵族掌握权力有其固定模式，而平民当皇帝唯有造反一途，且毫无制约。刘邦成功后，为所有平民树立了榜样，若不解决这个问题，刘家王朝或许也会如秦朝般短暂。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刘邦必须警惕任何形式的造反，而首先要防范的便是那些曾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这些功臣大多出身卑微，有造反的实力和经验，且历经战火洗礼，心狠手辣。刘邦身为平民皇帝，无法想出其他办法来剥夺他人造反当皇帝的权利，唯有采取最本能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将有威胁的功臣铲除。

所以，刘邦诛杀功臣的根本原因是对皇位合法性缺乏自信。他编造“我是龙的儿子”等谎言，或许能骗过街头百姓，但骗不了那些朝夕相处的铁哥们。再加上战国至帝国时期意识形态混乱，儒家那一套尚未完全普及，关于谁能当皇帝尚无明确说法，唯有谁的刀更锋利谁便有资格。

问题的答案就此明晰，无论是刘邦还是朱元璋，为了维护皇位，或为了子孙后代的皇位传承，都将屠刀对准了功臣，只是杀人的方式和理由各异。刘邦在造反前好歹当过亭长，还懂得一些大道理，杀人也会讲究程序和影响。而刘邦死后，吕后继续诛杀功臣，手段更为直接残忍。到了朱元璋这位反知识的皇帝这里，诛杀功臣更是毫不留情，一杀便是成片，毫无顾忌。然而，杀人也会带来代价，将能征善战的能人杀光，等于自毁长城，一旦有风吹草动，自身便会受到伤害。如刘邦杀光能人后，面对匈奴大军南下，汉朝军队只能任人欺凌，他自己也被围困七天七夜，既屈辱又可怜，最终郁郁而终；吕后则遭匈奴冒顿单于调戏，却只能忍气吞声回复；朱元璋本想为孙子朱允炆铺平道路，结果其叔叔朱棣杀来，朱允炆无力抵挡，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