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主官谢阳在新朝没得到任何晋升，连象征性的嘉奖都没有，这是个危险信号。

谢广坤追随武定皇帝长达九年，除了康应乾乔一琦几个核心班底，他算是开原体系的最资深的元老。

然而新内阁名单中没有谢阳，甚至连户部侍郎这样的虚职也不给谢广坤保留一个。

谢阳专心民政事务，对上层的争权夺利不感兴趣，可是皇帝今非昔比，又在大开杀戒。

沈阳城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他心情忐忑。

这些时日，沈阳血雨腥风，根据杜度指控，一批齐国官吏被逮捕杀头，罪名是勾结建奴。

听说康应乾已被软禁，或者已被处死，乔一琦也不见踪影，刘招孙连这两个人都不放过，何况是他谢广坤？

谢阳走出民政衙门，坐上一竿简陋的滑轿回家，他让轿夫放慢脚步，好专心思考白天发生的事情。

轿子快到家时，忽然停了下来。

“如何不走了？”

轿夫没说话，谢阳以为道路被战兵堵住——这几天各支近卫军频繁调动——正要撩开门帘，外面传来个熟悉冰冷的声音。

“谢司长，跟兄弟走一趟吧。”

门帘被从外面打开，探进来张阴鸷冰冷的脸。

蓑衣卫头领章东望着瘫软的民政官，回头对李自成道：

“来人，把谢司长扶到镇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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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元年的大清洗运动不是皇帝拍脑门的产物。

用后来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清洗是武定皇帝为加强政权建设创造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提高臣民《齐朝田亩制度》的思想理论水平，纯洁大齐臣民，增强齐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起了重大作用。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皇帝的原话是这样的：

“指望虚伪的道德或孱弱的法律，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是力不从心的，是狂妄的，没有强力7清洗，腐败与懈怠不断滋生，防不胜防，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必须时刻斗争，对内对外的战争，都不能停止。

早在武定元年整顿山东时，皇帝便发现：

只要诏令离开临清，就会变味儿。

地方上的民政官和商会掌柜，对“新经济政策”和《齐朝田亩制度》阳奉阴违，各地的邸报，对皇帝颁发的《山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任何反应。

刘招孙对此十分不满。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齐朝田亩制度，能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是关系到的帝国安危的关键问题。

他怀疑山东各府县在急剧扩张中，混进来很多缙绅（或者这个阶层的代理人），这些蛀虫的存在，会把穿越者一手设计的极权体系蚕食掏空。

山东存在的问题，在辽东更为严重，在援助辽东，击败反齐联军后，大清洗运动便提前开始了。

章东被袭之前，太上皇广泛征求士绅工商意见，让各地主官、民政官、商会代表对“新经济政策”和“齐朝田亩制度”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武定皇帝颁布诏书，向辽东子民们介绍大齐在山东进行的新政（占时经济政策，废除私有制），并指出新政取得了显着成绩，仅仅山东一地，半年就练出了六万战兵，数万粮草，并取得辽沈之战的胜利。

但是山东模式是否适合辽东，新政是否还有缺陷，请辽东有识之士指正核查。

武定皇帝的愿望是诚恳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史书记载，刘招孙在太初元年五月中旬，曾向章东和邓长雄透露，他决意禅让帝位。

“辽东平定，京畿收复，百姓安乐，朕也该歇歇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即将禅位的武定皇帝震惊不已。

从各地呈递到沈阳的塘报、奏疏中，民政官、商会代表、驻军主官几乎都表现出同一个论调：

似乎大齐皇帝在山东施行的新政全都是错的。朝廷滥杀无辜，已经违背了以夏变夷、走大道的初衷。

地方缙绅则说，朝廷派往各地的新政官员，贪污渎职，接着废除私产之名，大肆敛财，无恶不为，根源就在于《齐朝田亩制度》是恶政；仿佛大齐朝廷在辽东的统治已经发生危机，难以为继，需要重新掉头，改弦更张，换回从前的仁政。

辽东各地的书生们公然在各地学堂演讲，攻击新政，攻击田亩制度，煽动各地工坊工人、屯堡民户罢工。

刘招孙在震惊之余，很快意识乱象背后必定有人挑唆支持。

支持者不仅是那些失势的缙绅，还有帝国内部的人。

皇帝不得不采取手段，扞卫帝国，扞卫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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