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服了一大拨匈奴部众后，战利品之一的大量绵羊似乎已经让这里的人们找到了新的财富源泉，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接下来的活动方向。于是，在这片壮美的疆土中挖掘出宝贵的煤炭成了新的战略考量。相比起后世以煤炭产业着名的太原郡等区域，此处不仅地缘更便于开采——只需要铺设短小却至关重要的交通路网——就足以将煤炭源源不断地运送至码头，并借助水流的力量将煤炭顺流而下直至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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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捷报之后，扶苏的目光聚焦在报告中详述战果的信息中。考虑到新获得的丰富养牲，组建一套四轮马车队势在必行！他心中憧憬的那个灵感源自某个西方强国的“大篷车运动”似乎在眼前浮现。相较于当前秦国使用的两轮马车，虽然看似古老但实际存在着根本性的短板：首先是载货量较小的劣势使得一旦满载过重就会严重威胁到轮胎与路面的稳定性；其次，设计在车轴的集中重量使得马匹不得不承受过度的压力，从而增加疲劳风险，影响它们持续高效拉车的能力；最后，在行驶过程中心与马的动态协调不够理想，车厢频繁的振颤以及伴随而来的地面起伏，极大地降低了乘车者对于环境稳定性和舒适性的感知，让整个旅行体验充满不悦。

在这三项不利条件中，最后一项特别让人心疼，因为相较于未来的现代化工业，组装并操作一辆可靠的四轮马车所需的基础建设投入似乎更为有限。只需要调整下车辆底盘结构和添加几个轴承就可以大大提升行驶体验，至于复杂的弹簧结构或许在这一刻看来并非必要……在这样简易而高效的装备面前，驰道成为了真正的坦途，即便如今的大秦道路仍是土质为主，但远早于这时代的历史记载里，美洲西部大陆那片遥远之地同样拥有如此基础的交通设施建设——那帮被称为洋鬼子的开拓者依旧可以轻松驾着篷车横越山河，克服险阻。

至于那些战后的记忆和象征性的描述，二战中的确有一些国家尽管已经受到父亲一般形象的伟大国家严格管教，但仍坚持保留着四轮马车队以服务于后勤和交通运输，这样的历史痕迹往往也被赋予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名字——骡马化，或者说圣马力欧帝国等等称呼。当然，这些仅是旁征博引，背后蕴含的是对过去辉煌时代的回望以及现代技术与古老生活方式之间交织融合的思考。

扶苏拿起草地上的枯纸草拟了设计稿, 推思秦国地域的复杂地形, 若车辆上行时牵引力量不足可能会导致倒退的风险. 因此，他决定给车身增设一个刹车系统，增强安全性能。

在有了人力协助的情况下，只要上斜面不超过一定的角度，基本就可以保证平稳行驶了。至于转向问题，扶苏初期绘制了一个简易版差速器，但是考虑当时的制造水平和技术限制，他决定回归传统，按照古代马车载具的原型进行设计。

与西方传统的四轮马车相比，中国古代马车的设计有其独特性。四轮马车转向的方式相对笨重和直接。这归功于马车结构设计如同装有四轮的大木箱，转向困难。正是这种设计，使“车同轨”成为了可能。所以古代出行通常选择两轮车作为基础。而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之所以鲜有大规模采用四轮马车，并非没有缘由：主要是人多地少、牲畜不足和道路交通受损等问题。

尽管秦帝国的道路建设和后来多数时代类似，使用夯土筑路，到了雨季则泥泞不堪。可是相比于后来的时代，当时人口更为分散且有大量的牧草丰富土地，提供了更好的养育马匹的基础。

这无疑给未来车辆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

对于个人而言，使用四轮马车的意义有限。不过对国家而言，尤其对于内聚资源与发展的秦国等这类地域性政权，这一变革的意义重大！巨大的运力不仅可以大幅减少陆运成本，而且能够提高物流效率，促进商品流通。这将直接影响到手工艺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技术进步的动力，从而带来多领域发展的连锁效应。

而早期的四轮马车设计十分简化和原始，前两个轮装配于一个车身框架，后侧的轮子固定于另一个框架。它们间以直轴连结，形成两对单独轮组合的形态结构。如此，巧妙解决了车辆整体的转向问题，实现四轮联动。

所谓“闻风而晓”的道理，在这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这个理解的前提，就没有其后设计创新的可能。

通过细致的修改与改进,扶苏考虑的不仅仅是车辆的基本构型改变,他还得考虑牵引车辆的马匹如何驾乘的问题。

即便中国古代对于四轮车辆在技术应用层面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我们对于“马车驾乘技艺”的研究，无疑比他人更加精妙。